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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城市群崛起是宏观经济要素在地区和城乡层面的组合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后我国持续城镇化的方向是19大城市群的崛起，将催生一系列经济要素的聚集和融合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结构升级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综合服务效应，进而推动经济增长。19大城市群，尤其是五大支柱城市群的崛起，于今后20–30年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引擎功能不可低估。 关键词：组合创新、城市群、聚集和融合、经济增长 一、组合创新、城市群崛起与经济增长 经过40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轨时期。那么，今后我国经济能够中高速增长吗，增长引擎是什么，成为当前市场的广泛关注。
经济学中的现代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起飞阶段是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规模扩张，而在起飞后则主要来自于两大创新，即科技创新和组合创新。对已经起飞的经济体而言，没有这两大创新，经济就难以持续增长。我国经济正在告别起飞阶段而步向成熟阶段，因而由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大规模投入而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主要源于科技创新和组合创新。 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比较容易理解，组合创新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则不那么直观，但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组合创新概念源自于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企业组合创新理论。1此理论认为，企业生产要素的组合创新，即要素的重新组合，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组合创新及其产生的新的要素结构将产生不同的发展效果。这一思想可以应用与扩展至宏观经济要素，包括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等，这些要素的组合创新，是宏观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之一，不同的组合创新及其产生的新的宏观经济要素结构将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 宏观经济要素的组合创新可体现为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和投资等自身结构的重新构建，也可体现在经济要素在地区、城乡、部门、行业及企业等层面上的重新配置。这些组合创新都将引发或促进经济增长，将与科技创新一起成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 城市群的崛起，正是如此的宏观经济的组合创新之一，是人口、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及投资等宏观经济要素在地区和城乡层面的重新配置，或这些要素的地区和城乡结构的重新构建。 既然如此，城市群在我国的崛起，必将推动经济增长，是今后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 二、城市群是人类城镇化的必然归宿 城市群，即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城市集聚与融合而形成的联合体；若干城市中，包括一至几个主导城市和若干个卫星城市。 应该认识到，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在区域空间维度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群又是人类城镇化进而现代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式的必然归宿。 从和谐发展的角度，也许人们认为或期望的城镇化是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镇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局面。但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们最为向往的城市是大城市，而非中小城镇。所以，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事实是，农村人口直接向大城市聚集，使得大城市越来越发展与膨胀，以至人口不堪负荷，而中小城市则越来越萧条与萎缩，以至成为退休人士都不愿踏足的 “小城寡民”。看到过前两年的一条新闻说日本一个离东京仅2个小时车程的小镇以送房而吸引外人（包括日本人与外国人）在其定居的新闻吗？2最终，大城市被迫向周边发展，周边城镇因而兴起与扩张，与大城市组成城市群，共同吸纳新人口并组团发展。 目前各国的城市群，从发达国家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与英国伦敦城市群，到发展中国家的以孟买、圣保罗、雅加达、墨西哥城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城市群等，当然还有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等，人口都是好几千万，甚至超亿，且还在不断扩大。这些城市群占本国总人口的比重很多已超过20%。
三、我国城镇化进程势将持续 过去40余年我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从1978年的17.9%跃升至2021年的64.7%，已超世界平均56%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大都在80%以上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而且，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化率更低。这是因为，目前的城镇常住人口中包括1.35亿左右的进城农民工，他/她们从农村到城市打工与生活，但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如果除去这一人群，2020年我国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5.4%，3离世界平均城镇化率都还有相当的差距。因此，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虽已步入中后期，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另一角度，应该认识到，城镇化率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城镇化率越高，现代化水平越高，否则反之。因而我国的城镇化率在今后经济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将继续上升；否则就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终止，进而经济增长停滞。不能想象一个现代经济体仍有35%左右的农村人口，也不能想象在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35%左右的农村人口不向城市流动。这表明，我国城镇化率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大致估计，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将持续至2040年左右，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即80%以上。 四、城市群是我国持续城镇化的新方向 城市群的概念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法国学者戈特曼（Jean Gottmann）考察完北美城市化后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当时称为“大都市带”，指若干个规模相近、地域相邻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共同组成了区域中心、呈组团式或块状分布的都市圈。4 在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沿海城市制造业商贸业快速发展和人口大量涌入，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等设想逐步形成。不过，当时围绕城镇化讨论的重点之一是“走大都市还是走小城镇”路线。“十五”规划中提出“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至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思路出现关键性的转折，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并指出“三大城市群，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应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自此，中国迎来城市群时代。 此后，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思路不断深化。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发布，拉开了跨省城市群规划的序幕，接着多地城市群规划纷纷出炉；“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提出由国家层面推动核心大都市支撑和带动周边城市发展；2020年提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长三角一体化，指出城市群发展的核心任务是逐步消除行政壁垒，让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从解放思想、制度改革入手，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持续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这表明，今后我国的持续城镇化将以建设城市群为新的方向，即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群的主导和卫星城市集聚，而非就近向中小城镇转移。这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和最为壮观的宏观景象。 五、19大城市群正在崛起 19大城市群正在我国崛起，即长三角、珠三角（加上港澳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长、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北部湾、关中平原，晋中、包鄂、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和天山北坡，涵盖全国绝大部分的省、市、自治区。 其中，部分为省（区）内城市群，大多数为跨省（区）城市群。每个城市群以一个或几个主导或核心城市引领，10个以上的卫星城市环绕主导城市。 今后我国城镇化持续，必将是人口向这19大城市群流动。鉴于很多城市群中的主导大城市已很拥挤，更多接受新人口的很可能是其周边的卫星中小城市。 图表4：正在崛起中的我国19大城市群
资料来源：《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当前19大城市群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5%、人口的75%和GDP的88%；相对于1/4的面积，人口与经济占3/4以上，凸显城市群的人口和经济主体地位。这一主体地位今后将进一步增强。
六、五大支柱城市群各具特色，引领发展 19大城市群中，五大城市群，即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当前实力和发展潜力都更为突出，为五大支柱城市群。 2018年五大支柱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1%、人口的40%和GDP的54%，是我国城市群的领头羊，同时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五大城市群的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增强，并发展模式各具特色。
“一体化”和“高质量”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两大特色。“一体化”的探索早在1982年就已经启动，当年国务院决定建立上海经济区，包括当时的苏锡常和杭嘉湖等地。199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正式成立，首批成员包括长三角15个城市。2016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印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安徽合肥、芜湖等8个城市正式纳入。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与长三角相比，“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城市群的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京津冀“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2020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节点之年，北京自贸区横空出世，定位为“具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打造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区、数字经济试验区”，着力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如今，一个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主干构架已基本形成。 和长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更多地定位于“开放”。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和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9个珠三角城市，4大核心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三种流通货币的条件下，实现港澳2区与粤9市的跨境互联互通和协同创新，是一大创举，为2区9市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也为国家的对外开放打造新的高地。 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重在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高科技产业为支撑，未来重点推进金融、旅游、文化创意的深度合作，打造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带。 成渝城市群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将以促进“成、渝两市产业协同”为重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 七、集聚与融合打造经济增长引擎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城市群的兴起使得在人口集聚的同时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都向城市群集聚，且导致城市群中主导大城市与卫星中小城市以及卫星城市之间不断融合。 如此的集聚与融合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经济要素在地区和城乡层面或区域空间上的重新配置， 时组合创新之一。既然是组合创新，就将产生一系列经济要素区域配置的优化效应。 首先是规模经济效应。城市群包括若干不同规模的城市，集聚与融合起来必然产生1+1大于2的规模效应，总体规模得到扩大，且与城市群以外进行交换和竞争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19大城市群都是如此，组团取暖加快扩张。对于目标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来说，更是这样；我国城市群要与发达国家的五大城市群进行竞争，首先应取得规模优势。 其次是结构升级效应。城市群在生产要素集聚与融合的过程必然意味着经济结构的重新配置，而在新时代重配的结构必将优于旧时代留下来的结构，导致产业升级。主导城市的经济结构将向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看齐，卫星城市的经济结构在更为现代化的主导城市的引领下向升级方向发展。有实证研究显示城市群的发展的确促进了长三角的产业升级。5 再次是技术创新效应。与结构升级效应同样，生产要素的集聚与融合必然导致当代新技术的采用，主导城市以当代世界先进技术为目标加快技术创新，卫星城市在其带领下技术水平不断向先进水平提升。 第四是综合服务效应。在集聚与融合的过程中，城市群的综合服务功能将大大提升。一是城市群内各城市的教育、医疗、文体、市政设施等公共资源随着群内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为大家共享；二是各城市的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居民服务的职能机构，包括政府机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居民委员会等加强协调合作；三是各城市金融、物流、信息、咨询、就业、中介等市场服务体系逐步整合。 这些效应将催生新的经济需求和供给、新的资源分配、新的产业结构、新的技术创新、新的基础设施和新的市场竞争格局，进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经济增长的“新风口”，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八、城市群于今后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引擎功能不可低估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对大部分的经济体而言，城市群程度（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群中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越高的经济体人均GDP越高，如图表7所示，意味着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引擎功能在全球范围的体现。的确，目前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三大湾区，即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和东京大湾区，而这三大湾区同时又都是城市群。
对今后我国而言，将更是如此。 上述的19大城市群大部分还在形成之中，少数可认为已经形成，但也仍未成熟，人口集聚还未完成，而由人口集聚带来的资金、产业、商品、贸易、消费、投资及基础设施的集聚与融合效应更未充分体现出来。今后，除了人口继续向这些城市群集聚之外，这些城市群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要素的集聚与融合效应，即前述的经济规模效应、结构升级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综合服务效应等将不断产生，从而形成强大的经济增长引擎，带动全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五大支柱城市群的发展将更加强劲，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将更为明显。 鉴于此，19大城市群，特别是五大支柱城市群的崛起，正如有著名学者所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6于今后20-30年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引擎功能绝不可低估。 作者：廖 群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孙 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